[书摘]莫言评传

叶开 著

　　上期提示

　　在莫言的成长历程中，他通过“蒙混过关”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莫言一直为自己修改了生日而感到遗憾，因此他在出书时，就把准确的生日——1955年2月17日写在了书上，但是身份证上，出生年月日还是1956年3月25日。

　　历史的暗示

　　民国初年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位于平度、胶县和高密三县的交界，经常是一会儿划到这个县管辖，一会儿扔给那个县统治，高密的英雄好汉、余占鳌、花脖子等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冷部、高营、姜部等现实中、历史中的游击队豪杰，就在这蒿草丛生的地方神出鬼没、打家劫舍，敢生敢死、可歌可泣。

　　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在那样一个红高粱与蒿草共疯长的地方，不出英雄豪杰都不可能。

　　好汉没有了，高密平静了，莫言也出生了。

　　这个不起眼的小猴孩，在几乎没有任何人看好的情况下，续上了祖上的文脉。

　　在大家都讨厌少年莫言时，大爷爷却独具慧眼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孩子没准将来能成个大偶侯（人物），你们将来谁也不如他。”

　　莫言本名“管谟业”中的“谟”字是排行，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宗族社会中，对于家族的辈分，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谟”，《说文解字》解曰：议谋也，从言、莫声。《虞书》曰：“咎繇谟。”《尔雅·释诂》曰：谟，谋也。

　　有谋略，能够建功立业，算是莫言的长辈对他这一代人的期望。

　　但从莫言的出生、挨饿、上学、辍学、务农的人生旅途的前期来判断，莫言的表现离开先人的期望似乎很遥远。

　　然而，莫言的生年也并非一无是处。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的这一天，国务院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21日公布，由中国人民银行从3月1日起在全国开始实行。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新的货币政策，对此前的强力经济行动，具有一锤定音的稳定性效果，其影响，持续、有效、深远。

　　国务院的这个关于“发行新人民币”的《命令》，对于莫言来说纯属巧合。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莫言诞生于国家政权已经稳固的基础上。这个时候，抗美援朝结束不久，国内进行过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城市的大工商业主和小手工者，都被变成了劳动人民……

　　可以说，从一出生开始，莫言就经历了这个国家的风风雨雨。

　　1955年，国际上和国内还发生很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一年，社会主义中国在外交上不断地取得了成功，与阿富汗建交，与南斯拉夫建交，与尼泊尔建交，与民主德国建交。

　　这一年，万隆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周总理避开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搭乘其他飞机悄悄抵达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他在国际外交界上体现出来的迷人风度，使全国人民无比景仰。

　　这一年，苏联军队撤离旅顺港，从1840年英军发动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境内首次不再有任何外国军队的身影。

　　国务院决定撤消热河省和西康省。

　　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

　　十大元帅授勋仪式举行……

　　而对于像莫言这样普普通通的农民后代来说，1955年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对他影响最为直接的事件，却是在这年10月15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其影响力的深入程度和持续力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切事件。

　　在上述提到的那些事件逐渐地尘封乃至烟消云散之后，“文字改革会议”的影响，却越来越巨大。对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学习手段，于此为之气象一大变。简体与繁体，新社会与旧制度，从文字这个最为基本的层面上，也割裂和分裂了。这里面，似乎寄托着新社会新学者对新中国的新希望。

　　“简体字”的推广普及，就目前而言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影响，但是对其得失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息。

　　复杂的文化信息被简化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仍在争论中。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从各级地方政府到很多忧心忡忡的学者，都用自己的方式再度阐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政府部门看重的是经济增长数据，学者思考的是文化认同。在文学创作上，传递了更加复杂的本民族本文化气息的标准文本，反而更容易获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莫言本人的创作实践和他的作品在世界上相当大的范围内的译介，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简化字的简单历史：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修改，通过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收简化字515个，简化偏旁54个。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关于简化偏旁类推的指示，编制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1977年又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试行其中的第一表。1986年，根据试行中征求到的各方意见，国务院指示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是，当少年莫言开始识文断墨时，他所认识的文字可能是繁简交叉的：教材是简体的，读物是繁体的。当他在尽力寻找各种文学作品来阅读时，这些文学作品可能是繁体字的、也可能是简体字的，但是稍微早一些印刷出版的文学作品，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三国》、《水浒》、《西游记》和《红楼梦》等，都有可能是繁体字版本，而像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主而进行全面校订过的新版《红楼梦》等作品，就不仅是简体印刷这么简单了，还加上了新的世界观新的方法论主导下的句读和注解。

　　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分裂，在莫言的幼小时期，就出现了。

　　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分裂，意示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精神的割离。

　　在简化精神的指导下，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简化了：善与恶、黑与白，泾渭分明，非好即坏，非上即下，非左即右，这是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的巨大改变，传统的价值和历史上的伟人也被加以粗暴地梳理和归类，一直到了“文革”和“批林批孔”的传统文化的毁灭的癫狂状态。

　　一般来说，在同时阅读繁体字和简体字版本的图书时，一种轻微的不适感、分裂感就会产生。这种分裂感源于这两种版本的图书所体现出来的对文化、传统、社会与世界的看法的大相径庭。无论怎么温和地看待，简体字的出现，对后来的学生来说，阅读古代文学作品还是造成了很大的隔阂与不适。

　　对于少年莫言来说，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微妙感受，很有可能影响了他对于人与事的看法和判断。这就是世代相传的一些相对稳固的传统观念和新社会的新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少年莫言的脑子里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这些可能并非管家远祖管仲等先贤所能逆料的。

　　实际上，阅读对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潜在的影响。

　　一部繁体字版本的《封神演义》和一部简体字版本《林海雪原》放在一起，一前一后地加以阅读，其不同的阅读感受，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可能是极其怪异的，也很难甄别其中的真正差异。

　　莫言的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这个成分，意味着他们家的摇摆性、不确定性。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要么在人民群众一边，要么被彻底唾弃，最怕的是悬在中间。而成分不好的大爷爷、亲爷爷，他们的人格魅力，却又难以磨灭地影响着少年莫言的言行。这种生活中得来的感受和在小学里学习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分裂。这种分裂，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现象。

　　莫言说过，他在1973年当农民工去挖胶莱河时，曾经雄心勃勃地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胶莱河畔》，其内容是我民兵队长如何机智勇敢地捉拿搞阶级破坏的恶霸地主的故事——一个标准的善恶分明的阶级斗争的文本。这个故事被他本人销毁了，不然倒是一个有意思的文体，可以作为作家研究的重要资料。

　　这部小说的构思表明，刚开始想表达的莫言，其脑袋实际上是空洞的、被控制的。他就像当时的千千万万人一样，受控于一种超能力。他思考着现成的思考，他构思着别人的构思。在这个时候，莫言不是莫言，莫言是一种被附体的肉体。这具会思考的肉体被两种力量所撕扯：一种是传统的、封建的、迷信的、神奇的世界，由以莫言的“大爷爷”管遵仁、亲爷爷管遵义为首的一些“旧社会遗孽”给他讲述的故事所体现出来的世界；一种是新社会的严整结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被“一分为二”的：新旧、好坏、红黑、革命反革命、地富反坏右和贫下中雇农，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简明扼要的，人们对这个被分裂开来的世界的情感也是简单而坚决的。这两种思维模式，在莫言的脑子里“跑马”，在飞快地奔腾着。在那个时代，莫言像所有人那样，被分成两半，成为一个勉强捏合到一起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从阅读的范本到时代精神，人人都在被分割着，自我分裂着。传统价值，破碎为一地的陶片。（信息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