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等名家谈：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

   1923 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

    一是，作为中国学人，就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二是，梁氏认为，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还需要熟读成诵。

    梁启超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们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

唐文治：经书为国家的根基

    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征询“读经”的意见。次年5月，《教育杂志》将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其中收录时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的意见。

    唐文治说：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严尝以中国危亡为虑，朱曰：中国决不至亡。严询其故，朱曰：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岂有灭亡之理？余谓朱说良然。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在唐文治看来，经书为国家的根基，可以团结人民、提高素质、开发智慧，创造和谐社会。

朱自清：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1942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这部书开列了十余部经典，《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以求能启发读者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作者在《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见六十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是很重大的问题了，一直持续到现在仍然存在，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矛盾更尖锐更危急。

    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更加消极地对待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必承担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但如果我们每个读书人都不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那么这个文化将会中断以至彻底消退。我自己在想，我们青少年现在喜欢的东西，都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他们喜欢吃的快餐是肯德基，他们喜欢看外国的大片，他们喜欢玩外国的电脑游戏。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消退”。

    作为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自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六十多年来，《经典常谈》也成了人们习读经典的经典。

    （来源：教育部新闻办）